鲁迅在东京不是好好地正在研究文艺，计划这样，计划那样吗？为什么要“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呢（民元前三年）？这因为作人那时在立教大学还未毕业，却已经和羽太信子结了婚，费用不够了，必须由阿哥资助，所以鲁迅只得自己牺牲了研究，回国来做事。
鲁迅在自传中，所谓“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
“几个别人”
者，作人和羽太信子也。
即此一端，可知鲁迅之如何以利让弟！
又鲁迅留心乡邦的文献，“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
（民四年），是为什么呢？搜辑古小说逸文，成《古小说钩沉》十本，原也想用作人的名字刊行，又为什么呢？为的自己不求闻达，即此可知鲁迅之如何以名让弟！
名和利都可以让给兄弟，我们就容易明了那《弟兄》里的一句赞叹沛君的话：“真是少有的，他们两个人就像一个人。”
这是真实，并不是讽刺。
所以沛君的性格是不坏的。
有人以为他和《肥皂》的四铭，《高老夫子》的主人公高尔础差不多，其实是大不然。
他既不像四铭的阴险腐臭，恶骂青年，以致四太太对他也有诛心之论；也不像高老夫子的丑恶卑鄙，种种矫饰，带着流氓的气息。
沛君的生活就是鲁迅自己生活的一面。
所写的环境，如公益局办公室里缺口的唾壶，折足的破躺椅，以及满室的水烟的烟雾，都是北京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里的实在情形。
同兴公寓就是绍兴会馆的改写，同寓者的看戏、打茶围也是事实。
普悌思大夫就是狄普耳，东城的美亚药房就是利亚药房，狄大夫所指定的。
不仅此也，连描写靖甫的一言一动，如问“信么？”
如“靖甫伸手要过书去，但只将书面一看，书脊上的金字一摩，便放在枕边，默默地合上眼睛了。
……”
等等，也都是作人的面影。
所以这篇小说的材料，大半属于回忆的成份，很可以用回忆文体来表现的。
然而作者那时别有伤感，不愿做回忆的文，便做成这样的小说了。
这篇小说里含讽刺的成份少，而抒情的成份多，就是因为有作者本身亲历的事实在内的缘故。
临了，还有一点要顺便声明的：刚才说到《鲁迅年谱》，这虽由我署名编次，其实执笔并非一人，景宋有一篇《鲁迅年谱的经过》，登在《宇宙风》乙刊第二十九期，已经说得很明白。
我所主编的一部分，因为时间匆促，草草脱稿，的确过于简略，疏漏之处太多。
即如上面所说的《古小说钩沉》，这书搜辑的年月，谱中未曾提明，自己觉得非常不安，将来得有机会，定要把它增订一番。
民卅一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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