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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嘀咕着这些领悟，退出阳台。散场了。

这或许是我的错误推断：他们什么也没领悟到，见血见得他们脑子成了个大空桶。我从来对洋人的思路摸不准。有时自以为摸准了，来一番胡说八道，人都得罪光了。于是我的白种丈夫说：亲爱的，我们说yes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yes；不像你们，说yes而意思是n0。角斗双方高高抬起自己的七名牺牲者同样庄重地退去。在此之前，他们当着自己同胞，也当着所有洋人观众，喝下了盐和酒。这更证实了洋人对整个角斗目的的猜测。

这一切你完全不知道。那时你从一个医生的手转到另一个医生的手，在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他们公然谈论你有救无救。你那时离死只差一步。

死如同一切事物和概念，是被逐渐积淀的认识固定成一个概念。先民和孩子认识的死，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至于你，死也是充满天真的，不再有死的公认意义。像其他的认识一样，如生存。生存的概念从你到我这一百多年中，是被最深体味的。你们生存了下来，我们要生存下去。我们走下飞机，走过移民局官员找茬子的刻薄面孔，我们像你们一样茫然四顾。我们像你们一样，感到身后的大洋远不如面前陆地叵测，因而每一个黄面孔的陌生人都似曾相识，亲同隔壁邻居。

我们同样聚向唐人区，在那里平息刚跨入异乡的惊魂。在那里找工作、找房子、找安慰，找个定定心的地方来完成从热土到冷土的过渡。我们同样挤住在窄小、失修的屋里，一群人分担房租，安全感便是一群人相等的不安，幸运感便是同伴们相等的不幸。然后，我们像你们的后代那样，开始向洋人的区域一步一探地突围。

洋人们早已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中国雇员身上尝到甜头。二十年代那位第一个走出唐人区进入洋人银行做经理的年轻人改变了华人不准受雇于唐人区之外的历史。我们本性不改地埋头苦干，像在最贫瘠的金矿上用淘箩淘金的中国人那样，以原始的手段聚起财富。我们的财富像灰尘那样增长，那样微薄地增长。辛勤和忍耐，串起了我们这五代黄面孔移民。

四十年代的那位第一个进入洋人芭蕾舞团跑龙套的女子呢?

六十年代那个宇航员呢?

我们同样是这样不声不响地向他们的腹地、向他们的主流进入。三四十年代华人怯生生登上电梯，穿过走廊，敲开一个门，递上优异的学校的成绩，请求一个卑微的职位。我们呢，不再那样怯，目光平视，一嘴背诵好的英文，一身仅有的西服。得到了这个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