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潜龙勿用：襁褓中的革命文艺(第4/19 页)

过一间小屋子，同做过吃力的工作，同受过雇主和工头的鞭打责骂，他决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决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

革命文学的鼓吹到了1926年开始进入高潮。郭沫若在《文艺家的觉悟》中很精炼地分析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

本来从事于文艺的人，在气质上说来，多是属于神经质的。他的感受性比较一般的人要较为锐敏。所以当着一个社会快要临着变革的时候，就是一个时代的压迫阶级凌虐得快要铤而走险，素来是一种潜伏着的阶级斗争快要成为具体的表现的时候，在一般人虽尚未感受得十分迫切，而在神经质的文艺家却已预先感受着，先把民众的痛苦叫喊了出来，先把革命的必要叫喊了出来。所以文艺每每成为革命的前驱，而每个革命时代的革命思潮多半是由于文艺家或者于文艺有素养的人滥觞出来的。

这一段话非常适合于解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什么偏偏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文学革命达到高潮之时。这个民族太缺乏“神经质”了，神经太麻木了，需要叫喊，需要放血！就像1923年《新青年》上的一首《颈上血》：“颈可折，肢可裂，奋斗的精神不可灭。”还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的一首歌：“天不怕，地不怕，哪管在铁链子下面淌血花，拼着一个死，敢把皇帝拉下马。”

不过，1926年以后的革命文学，未免是故意为革命而文学，所以成绩并不甚高。尽管有些作品销量不错，其实那多数读者并非是革命者，而是有“窥革命癖”的人。倒是1926年之前那几年的“革命文学”，气定神闲，既革命又文学，没有强人所难的霸气。像郭沫若讲的“这儿没有中道留存着的，不是左，就是右，不是进攻，便是退守，你要不进不退，那你只好是一个无生命的无感觉的石头！”那反而吓跑了许多人。革命文学最重要者不在讲述革命的故事，而是展示革命的心灵。

最能代表稱褓期革命文艺水平的是中共的两位理论宣传家瞿秋白和蒋光慈的作品。下面以评介他们的几部重要作品为线索，展示一下文艺与革命的互动交融。

陈独秀1923年致胡适信中有一段话：

……秋白兄的书颇有价值，想必兄已看过。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的观察。秋白此书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误解，望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

陈独秀这里指的是瞿秋白的《赤都心史》。

瞿秋白（1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