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还是毁灭:沉重的小说(第7/16 页)
家,如歌德、卢梭、华兹华斯、济慈、雪莱、魏尔伦、霍普特曼、王尔德等,同时又受日本文坛以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为代表的唯美主义和田山花袋、德田秋声、葛西善藏、志贺直哉为代表的“私小说”的影响。郁达夫说:“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佐藤春夫的代表作《田园的忧郁》是一部散发着世纪末病态之美的“私小说”,小说中的自我形象具有“老人般的理智,青年般的感情,和小孩子程度的意志”。这种写自我、写唯美,不讲情节、人物,只依感情流动的小说样式深得创造社作家青睞。早在1919年,郭沫若就在北京《新中国》月刊发表了他的小说处女作《牧羊哀话》,“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1920年又写了《鼠灾》、《未央》等表现身边生活的作品。1922年发表的《残春》,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通过潜意识表现一种受到压抑的青春欲念。郭沫若说:“我那篇《残春》的着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写。”他的《落叶》和《喀尔美萝姑娘》写的都是中日青年之间的爱情悲剧,具有与《沉沧》一样的“弱国小民”情结和充满幻灭感的“悲哀美”。发表于1924年的《漂流三部曲》一《歧路》、《炼狱》、《十字架》,发表于1925年的续篇《行路难》,是郭沫若自叙传体小说的高峰。小说中的爱牟即是作者的化身,这一形象虽也给人愤世嫉俗、命运多舛的沉重感,但与《沉沧》的主人公相比,却多了一份执著向前、排除万难的精神,就像千回百折却滔滔向前的江河,“流罢,流罢,大海虽远总有流到的一天”。
张资平的处女作《约檀河之水》,写的也是留日学生与房东女儿的恋爱悲剧。1922年,他出版了新文学最早的长篇《冲积期化石》,借用他本人的专业——地质学的概念:“人类死后,他们的遗骸便是冲积期的化石。”这是一个缅怀往事的自叙传小说。张资平早期的自叙传小说,多写知识青年所遭受的贫困潦倒和生理苦闷,合于创造社小说创作的主旋律,但从1925年的长篇《飞絮》以后,越来越由沉重滑向轻飘。他说:“在青年时期的声誉欲、知识欲,和情欲的混合点上面的产物,即是我们的文学的创作。”(《我的创作经过》)用欲望来理解和阐释一切,使他后来的作品多成为简单的媚世之作,游离了新文学的主航道。
成仿吾《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等作,寓意与郁达夫十分近似,几乎就是“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一句的不同注脚。不过成仿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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