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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子镇守的西门进去，才是我梦想中的场景。两柱据说是从圆明园搬来的华表，伫立在视野的两侧，北边就是我院系所在的大楼。

我们院系在这个学校里有着特殊而又奇怪的地位。据说新中国早几代的大使、参赞们都是我的师兄，3年后的百年校庆证明了这个传闻不是假的。但是如今支撑我们系在学校里牛逼地位的，不是这成百上千的外交官，而是一个垂垂老矣的梵语学者。三十年前将他赶进牛棚的人，三十年后又把他供上了神坛，每次大会，都要前呼后拥掺扶着颤微微的老人出来说几句著名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虽然罗嗦，他说的话仍是一如既往的真诚。

作为硕果仅存的pku四大国宝，我们系里有许多关于季羡林的传说，第一个传说就是我初次走进学校的那天听到的。领我办理新生手续的师兄笑着问我，有没有把行李交给一个穿着蓝色中山装的老头儿看管？

这个著名的典故来自于某年九月迎新，一个新生牛逼烘烘地把行李丢给路边儿的一个老头说，喂，帮我看着。几个小时后，记起行李未拿，再奔回一看，老头依旧站在暮色里，小心谨慎地帮他看着箱子，寸步不离。

那个老头就是季羡林。

其实我考入这个系，并不是出于这个可爱老头儿的崇敬。我必须很不好意思地承认，那完全是因为我的年幼无知以及命运女神的恶作剧。那年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提前批中关于北大的院系，就只有爪哇国的语言文化。虽然我很纳闷儿它有什么文化，可是本着对自己命运的负责的态度，还是顺便填了它。结果一失手成千古恨，再回首已十年身。

录取通知书寄来的时候，我妈在地球仪上找了半天才找到了这个千岛之国，然后用《大撒把》里那抑扬顿挫的声音朗诵：“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洒落着颗颗明珠，其中最璀璨的那颗，就是贝劳。”

新生入学那天，我们的导师用比我妈还要慷慨激昂的声音，祝贺我们正式成为了新中国极为稀罕珍贵的璀璨国宝。那时侯全国只有我们学校开设了爪哇国语言文化，每四年才招收一届，每一届都不超过十三个人，只只都是熊猫。

我们这一届有八个女生，五个男生。史称“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壮士”。这个悲壮的称谓与我们系“pku最红最专”的名声不谋而合。当然，还有某些居心险恶之人散播谣言，说之所以有这个称谓，是因为新生见面会上，八个女生第一次看见我们便想要投江，而我们看见她们便想要跳崖。这完全是赤裸裸的挑拨和诽谤。木秀于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