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第2/8 页)

途宦海，以功名入世，其父亲陈三立乃同光体诗派领袖，兼以文学入世，陈寅恪则是以其学术成就来入世，终生不辍。这样的学术大师无论从人格、还是从学术，在文学史研究界的确很难推出堪与匹敌之辈。无怪乎今日文学史研究界也一并望其项背，期盼能从陈寅恪身上找到某种力量或者是途径。那么，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也就确实值得一论了。

文学史，究竟姓“文”还是姓“史”？龚定庵说，一切学术皆为史。放在广义的人文科学家族中来看，文学史当然首先是“史”，是一种专门史。这就要求文学史研究必须遵从一般史学研究的共同规律。甚至有人把“文史不分家”，主要理解为“文不离史”。而另一方面，文学史又姓“文”，是整个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虽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要以文学史为基础和依托，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又反过来引导文学史研究的前进。所以，文学史研究又具有高度的文学性。虽说一切学术皆为史，但文学史不同于经济史、思想史等的根本特性在于，它所具有的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矛盾关系。文学是艺术，历史是科学；文学重感悟，历史重理智。正是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的这种颇难把握的张力，使文学史研究者不时处于困惑与尴尬的境地。

绝大多数的文学史研究者出身于“文”。他们怀着文学兴趣和文学才华进人这一科研领域，缺少专门而系统的史学功底培训。这便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一种先天不足。不附丽于任何他物的“纯文学”是不存在的，所谓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并没有一道鸿沟横贯其间。

愈是要深人探究其内部，倒愈是要广泛了解其外部。文学史研究者终于发现自己愈来愈远离令人心驰神往的“艺术”，而愈来愈深陷令人心烦意乱的“科学”，学术研究对“文才”的倚重要大大少于对“史才”的倚重。于是，文学史研究者不得不一步步地由文向史倾斜，以至发展到完全皈依。但问题在于，史的回归未必就能真正解决文的问题，相反，文学性的淡化和放弃却可能导致文学史研究出现致命的危机。正像号称赚够了钱再回来做学问的人根本不会再回来一样，一头扎进历史大泽的人，也很难再游回文学堤岸了。

面对这样的两难困境，文学史研究者不能不发生或左或右的偏移。不管转向纯理论的探讨还是转向泛历史的思考，都说明文学史研究正在经历一个“瓶颈”阶段。有的学者认为，“理论思维的贫乏与理论框架的单调，是文学史研究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但即使这样的学者，也没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