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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特运河流域当然没有合法的停车位。该死的，宝拉把车挤进一个残疾人停车位，从仪表盘上拿出一个写着“警察”字样的标志放在车顶上。这样做有些不合规矩，而且在半官方的工作中弄得浑身湿透也很惹眼。她在心里安慰自己，在雨季，没有多少残疾人会愿意为运河流域的破鹅卵石地而大费口舌。

她走向托尼的水上船屋时，飞快地思考着是否应该事先打个电话。他并没有活跃的社交生活，但长途跋涉穿过整个城市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他曾告诉过她，他们这种职业是社会观察和内心思考的杂交品种。“观察并学习，做心理学家需要做的事，”他这么说过，非常难得而坦率地谈起工作方法，“然后，你必须把所学运用到你观察的事物上。”

“关于这点，你比大多数人都做得好。”宝拉评论道。

“这可不是航天技术之类高深的事情，它更像是常识加上一些同情和共感。你也能做到，你知道的。”

她当时大笑起来。但他还是继续说着，态度很严肃，“你已经在做了。我见过你跟目击者和嫌疑人谈话的情形。你也许不知道理论，但实践能力足以媲美我见过的大多数临床心理学家。也许你应该考虑参加全国能力资格考试，接受培训，成为警方的心理侧写师。”

“没门，”她当时说，“前线工作让我兴奋不已。我不想当你那样的幕后工作者。”

他耸耸肩。“随你。不过，当你真正受够了体制的折磨和高层的欺压，你会做出真正的抉择。”

托尼在工作过程中所遭受的苦难给这场对话洒下了苦涩的光芒。宝拉也曾亲眼见过那种惨不忍睹的现场，她很感激自己有程序和惯例，在断壁残垣中这两样东西可以像救命稻草一样让她死抓不放。她不太确定她来这里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她的直觉——包括专业的和个人的——令她不可避免地来到托尼的门前。或者说，是舱门口。她觉得应该先打个电话，现在打电话还不晚。七点还不到，菲丁就解散了小组，让他们回家。“我们没有预算来付加班费，但是在我们从实验室和监控录像中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之前，你们都要紧绷一根弦。”宝拉被惊到了，在她以前的小组，加班从来不是问题。在最紧张的时候，他们的所有时间就是用来做所有必须做的事情。他们的理论是，在默默的咒骂中，事情会变得简单些。只是从来没人默默地咒骂。

她站在码头边，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样才算礼貌，一时有些慌了手脚。她上次站在这里时，他们是一起来的，她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