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何罪？(第1/2 页)

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一股否定“五四”价值的潜流。有的先笼统地肯定“五四”，然后指责其片面、偏激。有的竭力褒举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保守派，.借以贬低激进派。有的大力赞颂中国传统文化，借以批评“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有的津津乐道西方对启蒙运动的反思潮流，指责中国还陷在启蒙神话里不自觉悟。总之，这股潜流从不同的侧面把75年来中国社会产生的许多不良现象归咎于“五四”。责备“五四”割裂了中国文化传统，造成了华夏文明的巨太断裂。责备“五四”矫枉过正，埋卞了极“左”的祸根；责备“五四”数典忘祖，把中国人变成黄种西方人；责备“五四”用启蒙的神话愚弄国人，把中国变成供西方观赏的一个“文化奇观”……这些责备的重要理论根据是认为五四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是中国回应西方挑战的产物。“五四”的科学与民主也好，救亡与皂蒙也好，都不是中国固有的东西，都是用西方的标准来看待中国所造成的，因此，今夫要跳出西方中心论，回到中国本土来，重新评估“五四”问题是这么简单吗？难道75年来，我们这些迷羊都是误入歧途，今天幸亏得遇这些国学大师，还有那些解构精英，拆穿了“五四”的西洋镜，我们才脱离苦海，回头是岸吗？

我认为，首先应该明确，“五四”并不是一个突发的历史偶然事件。它是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自救自强的壮举中必然到来的一幕高潮。再者，谈论“五四”，不能只谈论那些最激进者，不能只论言辞最激烈的那几篇文章。“五四”是一个整体，它包括激进派，也包括温和派和保守派，不能认为保守派是反“五四”的，保守派在要求中国社会变革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与激进派是一致的。即便是激进派，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也不尽相同。我们今天仍然乘坐在“五四”列车上的人，不能用“五四”的右手去打“五四”的左手，不能用硬币的这一面去否定其另一面。

否定“五四”者有两件主要兵器，一是西方对启蒙和科学理性的反思，二是古代的儒家文化。先看前者，西方的启蒙任务业已完成，科学理性深人人心，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们今天的反思同样具有历史合理性，是西方文化的自我校正。而我们的启蒙并未完成，社会文化落差巨大，看一看希望工程，看一看迷信的崛起，国家的科学事业远未达到如意的目标。而后者，古代的儒家文化也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发展完善的，其合理精华的部分并不具有历史普适性。正像唐诗宋词再好，今人也不能再写，而只能尝试艰难的新诗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