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性：坚持与怀疑(第2/3 页)

器”相配合，则恐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甚至将情形导入另一对立的极端。这已有许多历史经验可以证明。总之，非知识分子的方法不论是好是坏，都不是知识分子可以左右和随便褒贬的。

知识分子的方法则可以说是无方法。第一，生存困境不是知识分子所能解决的。知识分子或许可以出卖自己的脑力改善一下自己的生存困境，但如果只出卖脑力而不搭售一定的人格、尊严和立场，那么这改善注定是有限的甚或越出卖越贫困。更不要说兼济天下、改善全社会的生存困境了。

第二，“灵魂缺席”也是全社会性的，知识分子虽然从事“灵魂工作”，但当今中国的“灵魂缺席”实际上是与“生存困境”互为表里的。中国既然选择进入国际市场的游戏运作网络，那么就已先在地确定了自己在这个游戏网络中的生存弱势。为了摆脱生存弱势，“赶上先进国家”，做一回出卖灵魂的浮士德，恐怕是这个民族注定的命运。因此，作为“灵魂缺席”最大受害者的知识分子，剩下的选择只有三种：同流合污、独善其身和绝望的抗争。同流合污已经是大面积的事实，知识分子的最大压迫者大多也是知识分子。独善其身是一种可敬的选择，但常常不能锒纯粹地做到，它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装聋作哑，有时不免要随波逐流一下，弄不好也会偶尔地助纣为虐。如果不这样，那就只有最后一种：绝望中抗争。

绝望中抗争是说对于短期内彻底改变中国“生存困境”和“灵魂缺席”的局面不抱希望，但仍然为之付出不求回报的努力，即“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本来就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从孔子到鲁迅，这种绝望中抗争的精神巳经形成了一个打通新旧文化的传统。抗争就要有抗争的立场，这在第一层意义上就是所谓“坚持独立性”，不受外在的思潮和利益集团的胁迫和诱导，即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也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传统。然而，“独立性”不是一个透明的、抽象的东西，完全隔绝了与外在思潮和利益集团联系的独立性是不存在的。你总有一个利益和道德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便是“以天下为己任”。倘若不以天下、只以自身为己任，那么知识分子大可不必保持什么“独立性”，大可不必抗争。既然要抗争、要独立，就应该是为天下苍生而抗争、而独立。这个看起来有些迂腐的道理很可惜近年来被知识界不断地遗忘和消解了。苍生或许是愚昧的、是可能拿着馒头蘸你的血的，但你恨来怨去，最后还是得为他们，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