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光怪之八十年代(第2/26 页)

枪，几次三番地要去找那些联防队员算账，搞得她每天提心吊胆，更操心丈夫别再去闯什么大祸，对自己遭受的虐待和凌辱，反而已有几分麻木了。

问她什么叫“联防队”？

她说在她父母居住的那个县，治安警似乎人数不够用，雇了一些人。

问是些什么人？

她说是些农民。

问是些怎样的农民？

说是些在家里不愿种地，出外打工又嫌挣钱辛苦的青年农民。

问当联防队员给钱多少？

说据当地人讲，每日三五元钱而已。但是“奖金”多。“奖金”便是各类罚款。大头儿归派出所，小头儿归他们分。所以，他们多逮人，多罚款，派出所是高兴的，也是支持和撑腰的。故对他们的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采取鼓励和怂恿的态度。因为只有任他们使用他们的方式，才能逼获“保释金”之类的钱。若由警察去公然地干，怕多少会有损形象。而他们干，即使惹出了麻烦，由警察们出面调停、斡旋，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为这件事，我去找过妇联的朋友，朋友表示同情，但亦表示爱莫能助。我问他是不是不信？他说有什么不信的？可妇联每天收到的诉苦信、求助信多了，接待的上访者也多了。想都管，管得过来么？其中控告对象直接便是公检法人员的事件相当不少，妇联不能总是充当代表妇女姐妹和公检法对着干的角色哇？何况，比较而言，我代别人反映的事件，非说严重，也严重不到哪儿去。至多是个需要进行批评教育性质的问题。人家真的批评教育了没有，当事人还是个不知道。

我说那所谓“保释金”总该退给受害者吧？

他说你怎么这样傻？“保释金”不就是他们的奖金么？既然分发了，还能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么？

我不死心，代我的“当事人”——尽管我不是律师，但人家找到我，求到我，无形之中的，我也就成了人家的“代诉人”了——给公安部与河北省有关方面发了几封信，如泥牛入海，空谷无音。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出差从外地回来，妻交给我一张名片，乃是河北省某县县委副书记的名片。事情正是发生在那一个县里。妻说来客是我复旦大学的校友，高我两届，来时还带了些水果之类。

我一想，心内也就明白几分了。

后来，那女人的老父亲，因那一件事的发生，一气之下病故了。她料理完父亲的丧事，自己也病了，便再没找过我那朋友，也再没找过我。我呢，也就从这件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