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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燹越发觉得自己象个蠢小子了。他笑道：“我想让你带路。”

“行。”

“你这么早就来发信？”

“是给妈妈的信呀！”

妈妈的信得赶第一次邮班？她妈妈一定很慈爱或很严厉。不料她否定地摇摇头，说她妈妈两者都说不上。“但除了看我的信，她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她说这话几乎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杨燹顿时想；这点倒和我颇象。

“我来帮你拿点什么吧？”她说。

“不用，我没什么体面东西让你拿。这把琴也太破了。”

“你是来拉中提琴的？”

“会一点儿。”

“有意思——‘一点儿’。”她那南方姑娘的舌头生硬地卷着。

“你说什么？”

“没什么。”她显得漫不经心。杨燹觉得他并没有引起她重视，不免有点丧气。

过了一会，是她先开口了。

你在九〇七农场干什么呢，那儿需要中提琴？”

“当然不需要。不过我也会一点儿别的，譬如发酵饲料，或者高山苹果改良嫁接。”

“那也是‘一点儿’？多大一点儿？”

“无可无不可。”

他穿着两个兜的军装，这与他浓黑的胡茬挺不相称。六九年冬天，他拿着尚未复职的父亲的亲笔信跑断了腿，但任何一个“老关系”都相当客气地拒他于门外。碰巧他“修地球”的大队邻近有个解放军农场，就是他刚才说的“九〇七”，正四处招募业余文艺骨干。他混在一帮半大孩子里，又拉又唱，又是翻跟头，又是打把式，关键是那段“郭建光奔袭”，把全农场镇得目瞪口呆，他被破格录取了。穿上军装半年，业余宣传队解散，他被分到饲养班。后来他为果园提了两条建议，很受重视，由此成了“九〇七”大喇叭里常常提名的人物。第二年回家探亲，当参议的父亲再婚，结果那位未过门的后母一个电话就把他调到省城来了。他无所谓欣喜，晕乎乎踏上这块久违的土地。他和这座城市有一段辛酸、甚至是耻辱的历史……

但愿这个圣洁的姑娘永远不要知道那段可怕的历史。他回过头，发现她正在观察他，一面观察一面想着心事。她把他看成怎样一种人呢？一种奇特的，不寻常的，还是粗野的，愚昧的？她会怎样给他打分？他完全没有底。他第一次在乎别人对他的评价。

到了那个小院门口，她对他说，“在别人眼里，你是由我领来的。”她意味深长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