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监视下的婚姻(第7/7 页)

，他却突然一缩手，说：“我希望这里面不带任何强迫。”

我无表情地咧咧嘴，意在表现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大无畏。

“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更强调地说。

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瞅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么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尽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

我还是像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回到家天已黑，答话机上信号灯闪烁，我打开它。上面竟是劳伦斯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令也被撤销！”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过去。劳伦斯正愤怒得冒烟：“他妈的！安全部刚刚来人让我马上交回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

“你交了吗？”我问。

“我坚持要他们拿收据来，我才交……”他口气越来越急，我怎么劝他也安静不下来。从他不太成句的话里，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后那个激烈却徒劳的行动。

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往测谎试验的表格上签字时，劳伦斯的命运其实已被决定了；就是说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谎纯属我自愿的时候，已知道了外交部对劳伦斯的处置。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端沮丧着，沉默着。二十世纪末了，我和劳伦斯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

“还没完呢——我还得去做那个测谎试验。”我说。

“让他们去见鬼！”劳伦斯说。

“可我今天已经签了名，同意做了……”

我想这大概是劳伦斯有生以来最愤怒的一次。

一九九二年秋天，劳伦斯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易便会找到工作。日子是宁静的、明朗的，似我仍会冒出这么个念头：我身后真的不再有眼睛，电话上不再有耳朵了吗？会不会哪一天突然跑来一个人，又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