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侦探滑稽等小说(第6/11 页)

，它们的主人公“举止总是一样的……侦探没有发展。……侦探不会变老，他没有孩子，也没有弟子。每个案子他都从头开始”。（24）程小青、张碧梧、俞天愤、陆澹安等人的作品，优点和缺点便都在这里，它们形成一个“特殊的闭锁自身的艺术世界”。（25）有时为了逻辑上的自圆其说，不得不过分依赖巧合。如程小青的《舞后的归宿》，人物被刀刺死，另一人又打来一枪，子弹偏偏正入刀口。《案中案》里，陆全用刀杀死作恶多端的孙仲和，后来得知，行刺时孙已服药自杀，这样，“好人”陆全就减轻了法律上的罪过。作者刻意的安排太多，使小说类似一个精心设计的理化实验，现代科学表明：“在一个理想的测量过程中，一个系统可以被准备得使某一给定测量的结果可以预言。”（26）小说如果也如此，就会减少其可信性和刺激性。所以，打破封闭式格局势在必行。

打破封闭式格局是与拓展社会视野互为表里的。在充实社会内容的同时，抗战时期的侦探小说在推理模式和情节设计上都获得了解放。侦探由一个“自然科学家”的形象转向“社会科学家”。程小青此时翻译了美国范•达痕（s.S.Van Dine，1888—1939）的“斐洛凡士探案”系列和艾勒里•奎恩（Ellery Queen）的《希腊棺材》等名著，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范•达痕笔下的斐洛凡士，“与福尔摩斯那种在地板上来回地爬着寻找物证的归纳推理相对照，他更重视罪犯的心理和动机，主张以心理分析为中心的分析推理法”。（27）这正是方兴未艾的悬念推理小说的一支。程小青这一时期的《王罵珠》、《两粒珠》等作品便留下了这一影响的痕迹。例如《两粒珠》的案情，起因并非是犯罪，而是一个“犯了急性求恋症”的少年的莽撞行为所致。霍桑破案的主要依据不再是物证，而是明察秋毫地分析了一个青春期少年的心理，得出“祸患生于轻忽”的结论。而且，霍桑还推翻了对一个仆人“诚实可靠”的考语，指出：“你也研究过行为心理，总也相信环境影响人的行为，力量是相当大的。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人，平日的行为本很谨严，可是因着意志薄弱，或是理智不清，所以一遇到试诱的机会，往往不能自制，就也有行恶的可能。

重视心理分析之外，情节设计也由封闭到开放。《两粒珠》的开头本来就是两件互不相干的案子交错进行，后来才合成一个。在情节上不守成法最甚的是孙了红的《一〇二》，小说一共17节，直到第7节以前，根本不像一篇侦探小说，没有案情、没有疑团、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