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民族意识(第2/9 页)
斗争画面。他如实写出了汉族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以及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的明争暗斗。金庸的“现实主义”写作态度主要表现在,他高度尊重民族斗争史实,在重大历史事件上既敢于动大手笔,又不违背历史文献记载。凡遇读者可能在艺术创作与历史真实之间产生疑问之处,金庸都尽可能引用史籍,加以解说阐释。例如《碧血剑》第十四回写主人公袁承志去行刺皇太极之时,目睹皇太极被皇后的情人多尔衮刺死,随后多尔衮把持了朝政。在本回末尾,金庸注曰:“清太宗皇太极死因不明,”引《清史稿·太宗本纪》:“崇德八年八月庚午,上御崇政殿,是夕亥时无疾崩,年五十有二。”又引张煌言诗和孟森、胡适等人的考证,最后指出“北方游牧渔猎民族之习俗和中原汉人大异,兄终弟及,原属常事。清太后下嫁多尔衮事,近世治清史者大都不否定有此可能。”可见金庸的写作不是违背历史的已然性去“戏说”,而是在历史的可能性的缝隙中发挥他的超人想象,创造出艺术的必然性。
正是由于以坚实的历史材料作基础,金庸笔下的民族斗争场面才开合自如,引人入胜。他以一支凌云健笔,描写了宋金战争、宋辽战争、女真崛起与周边民族的战争,成吉思汗祖孙数辈开疆拓土的征伐战争,元末汉人反对蒙古统治者的战争,明末清初满汉两族的战争,等等。这些战争,既有气势恢弘的全景大场面,也有细腻入微的近景小镜头。从帷幄运筹到平野厮杀,从散兵游勇欺压百姓到万马军中生擒敌酋,写得回肠荡气,摇曳多姿,令人恍如置身其中。曾有学者认为金庸小说可做佛学的人门书,其实金庸小说也可以作为民族斗争史的人门书。读上几部金庸小说,心中就会自然展开一幅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画卷。它会告诉你,今天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是怎么来的,它经历过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
二、歌颂捍卫民族利益的正义斗争
民族斗争并非毫无曲直可言的历史游戏,战争从来有正义的与非正义的之分。尽管“春秋无义战”,尽管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民族斗争是民族融和的重要途径之一,但那些为保卫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幸福奋起而战者,永远是值得敬仰的。金庸小说对那些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给予了高度热情的歌颂。
在《神雕侠侣》第二十—回《襄阳鏖兵》中,助守襄阳的大侠郭靖为救行刺被擒的武氏兄弟,与杨过二人勇赴忽必烈的蒙古大营。忽必烈借父亲拖雷与郭靖的旧谊,企图以言辞将郭靖罗致麾下。他指出“赵宋无道,君昏民困,奸佞当朝,忠良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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