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梦醒之后：散文在“战斗”与“闲适”之间(第5/23 页)

力地佐证上述观点。该文叫《事实胜于雄辩》，全文如下：

西哲说：事实胜于雄辩。我当初很以为然，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中国，是不适用的。

去年我在青云阁的一个铺子里买过一双鞋，今年破了，又到原铺子去照样的买一双。

一个胖伙计，拿出一双鞋来，那鞋头又尖又浅了。

我将一只旧式的和一只新式的都排在柜上，说道：“这不一样……”

“一样，没有错。”

“这……”

“一样，您瞧！”

我于是买了尖头鞋走了。

我顺便有一句话奉告我们中国的某爱国大家，您说，攻击本国的缺点，是拾某国人的唾余的，试在中国上，加上我们上字，看看通不通。

现在我敬谨加上了，看过了，然而通的。

您瞧！

文中的胖伙计，不是很像《野草·死后》中那个小伙计吗？《热风》中的两篇1921年之作，完全可以收人《野草》。这说明鲁迅的散文艺术在战斗性之外，于1921年又明显增加了另一种色调。当这种色调沉积下来，便与原来的战斗性一起，使鲁迅散文焕发出更繁丽的色彩。

《热风》中1922年的杂文有12篇，鲁迅说：“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其中有著名的《估<学衡&》、《“以震其艰深”》、《所谓“国学”》等篇，仍然保持着“五四”以前的战斗性。1923年，鲁迅几乎没有创作，表面原因一是忙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整理定稿，二是兄弟失和的家庭变故。但从创作风貌的变化上看，这一停顿蕴含着一个大的转向。到了1924、1925两年，鲁迅一下子写出了《彷徨》的全部12篇小说，《野草》23篇中的21篇，《坟》23篇中的15篇，《华盖集》的全部45篇和另外37篇文章，进入其创作生涯的黄金时期。此期作品与以前相比，普遍凝练、厚重、深沆，有一种“重、拙、大”的境界。其中《坟》里的15篇杂文，篇篇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层层深人，跌宕起伏，其感染力不亚于长篇小说，至今仍是人们讨论中国的国民性、民族性等问题的必引材料。

鲁迅在1925年的最后一夜整理《华盖集》时感叹：“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