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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沙发上做着她永远做不完的毛线活。她看着这场“戏”，始终哀怨地笑着。她斯文而彬彬有礼，成年穿着深蓝色的衣服。尽管这样，邻居们待她走过依然指指戳戳：“这个资本家小姐还在摆架子。”她和父亲都承担着最普通的社会分工，拿着最相应的报酬。而弄堂里对这一家的每一笔开销始终很关注，因此外婆把蛋糕拎回来要裹上若干层报纸。其实这种高档商品很少进入这个家庭。邻人们不了解这幢曾显赫一时的小楼早成了瘪臭虫，空有其囊了。这幢楼里的成员也象其他人一样，凭劳动挣钱，而花钱又不能象其他人那样磊落。父亲曾打算把这幢楼卖掉，搬到别的地方，去和大家享受同样温度的阳光。而外婆说她死也要死在自己的房子里。幼小的乔怡听父亲和母亲吵架时说过，外祖父似乎是自杀的，因为破产，破产又是为了一个叫“交际花”的女人。父亲狠狠诅咒着，“哼，一个老花痴！把一堆垃圾扔给我……当初别人还说我快婿乘龙……”母亲听见这话总是扑过来双手捂住女儿的耳朵。外婆阴沉沉的，手在胸前急速地划十字。两个哥哥和乔怡是站在爸爸一边的，他们巴望这房子早一点卖掉，即或塌掉也好。在他们降生于这幢小楼时，楼下的狗尾草代替了芍药，常春藤早已象烂鱼网似的贴在楼壁上。听说他们的外祖父曾留过洋，得过学位，开过银行，办过男女同窗的学校，著过书和有过许多的钱。但到了第三代出世，一切皆作云烟消散，只留得这幢房管局辖外的小楼，凭父母的工资又无法修缮它，窗子上的彩色玻璃只幸存一块，供儿时的乔怡透过它去把世界看成一个童话。

她从小就恨那幢古里古怪的小楼，它和古里古怪的外婆很配套。还有那一屋子笨重的家具，家具的暗淡色彩表明自己无屑于向人们显示质地的高贵。在乔怡印象里，那些家具从未挪过位置，一方面是父母慑于外婆的固执，另一方面，家里缺少挪动它们的体力。它们就长在那里，生了根一样。就连那个生满臭虫的大沙发，也从未有人想到要清理一下，只是偶尔有客人来时，提醒他不往那上面落座就是。好在那臭虫也感染了这家人的习性，安分守己，从来不打算挪窝。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后来外婆死了。

后来那幢仅剩一块彩色玻璃的小楼也失去了……乔怡毫无表情地看着徐教导员。难道我就和你谈这些吗？假如我如实在“忆苦思甜”大会上把这一切讲出来，你们会怎样看我哟！

不料徐教导员正视着她说：“你的家庭我了解。你要对你那个没落贵族的家庭有所认识。放心，组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