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第7/8 页)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对文学史研究均具有一定的意义，而在这股陈寅恪热中，也应注意保持清醒，勿将陈寅恪捧到不适当的高度，似乎举国学术界只有陈寅恪一人值得崇拜。事实上，陈寅恪也自有他的学术局限。

从小处说，陈寅恪的学术文章由于处理材料有时采取“宁烦毋略”的原则等原因，的确不免存在枝蔓过多的现象。陈寅恪本人力举千钧，自能应付裕如，但对一般的学术研究，似不可取。他过于质朴的文风对文学史研究者来说也是不必仿效的。史学界对此亦多有微词。

从大处说，陈寅俗虽然佳作成林，但缺少综合性、通论性的巨著，总是一憾。有人为陈寅恪辩护，说中国人做学问自古如此，不屑于建立体系，不屑于搞通论。这种说法未免片面。且不说“从来如此便对吗？”就从当今史学的发展状况来看，没有坚船利炮，徒有寸铁满目，对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学术上的不足。

陈寅恪能够取得学术上的辉煌成就，更多的依靠的是个人的天才，余英对先生总结为记性、作性、悟性和感性，这与其家学渊源和各种机遇是分不开的。而当代学术的发展，不能依赖于少数天才的出现，而应更多地依靠系统的理论方法和合理的科研布局。陈寅恪在这方面未曾更多着力，所以过分夸赞其超人的才学，益处不大。即如陈寅恪通晓二十余种文字，但他真正用于学术之上的其实很有限。他自己后来的学术方向选择表面看来有些“大才小用”，但未尝不是一种对自己实际知识结构的清醒判断。才、学、识的搭配，对一个学者来说，是存在一个比例问题的。对文学史研究界来讲，当前最缺少的不是渊博，所以无需号召人们去多学一些屠龙之技。

陈寅恪关注时代风云的精神值得钦佩。但他采用的是一种暗含讽谏的旧士大夫式的微言大义的方法。这是他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给他带来的局限。他的微言大义仅有极少数人能够看懂，又常常是在久远的事后。结果，不过是表现了个人的智慧，对当时的现实并未能起到直接的触动。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一点似也不必吃力不讨好地东施效颦。

总之，对文学史研究界来说，如何评价陈寅恪并不重要，关键是应该从他那里得到学术研究的借鉴和启发，最后还应该落实到文学史本身的建设上来。从陈寅恪那里可以思考到如何发现与抓住问题来治学，如何处理好文学史与历史性的关系，这些都应当有助于文学史研究者补好史学课，回到文学来，有助于人们期待的一门“文学史学”有朝一日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