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的通俗小说(第11/18 页)

为统治当局歌功颂德的官方色彩较浓的以外，大多数刊物都断然回避政治，毫不隐讳自己的胆怯。《大众》月刊的《发刊献辞》说：

我们今日为什么不谈政治？因为政治是一种专门学问，自有专家来谈，以我们的浅陋，实觉无从谈起。我们也不谈风；因为遍地烽烟，万方多难，以我们的鲁钝，亦觉不忍再谈。

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

这里的“永久人性”和“日常生活”正是对当下境况和具体问题的逃避，而像武侠和言情一类的通俗小说，恰恰是“永久性”和“日常性”的最佳载体。这篇献辞接着说：

我们的谈话对象，既是大众，便以大众命名。我们有时站在十字街头说话，有时亦不免在象牙塔中清谈；我们愿十字街头的读者，勿责我们不合时宜，亦愿象牙塔中的读者，勿骂我们低级趣味。

从这里，可以感受到两种高压：政治的和良心的。而要在这两种高压的夹缝中求生存，便免不了要违背“时宜”和降低“趣味”。所以，各刊的征稿导向大都在矛盾痛苦中强求自圆其说，而其不涉政治的声明则宛如一种低声的控诉。如《大众》的《征稿简章》说：“赐稿如有涉及政治，不便刊载者，请于一个月内取还。”《小说月报》向职业青年征文的简约说：“凡攻击性文字或涉及政治者，或影响地方治安者，虽佳不录。”这不正是当局文化政策的折射吗？

于是，各种刊物上充满了五花八门的商业广告，明星行踪，消遣时尚，乃至性病用药、嫖界指南，烘托出一片“繁荣”气氛，若不了解历史背景，几乎可与今日的90年代鱼目混珠。这样的氛围，正适宜通俗文学畅快呼吸，而先锋文学则不时感到捉襟见肘甚或举步维艰了。

第二方面，通俗小说自身的发展也已相当成熟，内部的惯性加强了其勃兴之势。

通俗小说在五四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痛击，被打得近乎哑口无言，毫无还手之力。但是通俗小说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而是仍然野火春风般生长着、蔓延着。如果从销售量上看，就更能感觉到其旺盛的生命力。瞿秋白在《吉诃德的时代》中说：“‘五四’式的一切种种新体白话书，至多的充其量的销路只有两万，例外是很少的。”而通俗小说普普通通就能发行十来万，这个数字在当时的文化条件下，是相当可观的。新文化运动余音未歇，通俗小说便一浪接一浪地掀起狂潮。1923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在上海《红》杂志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