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作为一种武器系统(第5/23 页)

提供更广泛的服务，这些服务的核心推动者是坚定的社会工作者——娜吉达和她的律师妹妹。她们会和每位造访诊所的妇女交谈，表面上询问她们需要哪些健康服务，实际想搞清楚还能提供哪些更广泛的救助。这个地区的妇女面临的问题远比未得到治疗的尿路感染要多，尽管尿路感染时常也很严重——妇科疾病往往不足以让男人们将他们的妻子、女儿或是姐妹送诊，所以在美国，我们看来是小病的疾病在这里会越拖越严重。有个女人的尿路感染甚至危及肾脏，险些导致肾衰竭。

诊所也帮助那些想离婚的女人、遭受家暴的女人、未得到应有的公共援助的女人，或是因亲人被联军误杀而索要赔偿的女人。有个十四岁的女孩找到我们，起因是家人在她遭到轮奸后想把她卖到妓院。这种事并不罕见，因为被强奸的女孩没有出嫁的希望。但较之时有发生的强制殉节，家人这种安排还算有点人情味。

娜吉达姐妹尽其所能帮助这些女人，并时常将问题反映给地方议会和政客。她们并不试图“解放”伊拉克妇女——不管这个口号究竟是什么意思——或是教她们创业。娜吉达和她的团队倾听妇女的心声，帮她们解决实际困难。比如那个十四岁的女孩，娜吉达找了个警察朋友搜查了女孩的家和妓院。之后女孩进了监狱。对她来说，那是最好的结果。

我去了几次诊所，打算把这项服务推广到别的社区。这时卡齐米终于回复了我们，同意见面。我一边与他确定细节，一边与伊斯塔尔加尔的连队商讨护送事宜。

“很久没人走那条路了，”一名连长在电话里告诉我，“路上或许还有二〇〇四年留下来的炸弹。什么都可能发生。”

这可不是你想从一名强悍的军人口中听到的话。去伊斯塔尔加尔之前，我已有过几次军车护送的经历，但连长的评估，还有见面时士兵们一脸的紧张，让我产生了在军队里他们说的“高恐慌系数”[23]。负责护送我的排一定是抓阄输了，对于危险他们都心知肚明。“等着被炸飞吧。”我听见一名士兵对同伴说。上路后，唯一能缓解我紧张情绪的是我那一脸厌倦的翻译——一位矮胖的逊尼派穆斯林，人称“教授”。

“他们为什么叫你‘教授’？”我问他。

“因为我本来就是教授，”他说，一边摘下眼镜擦拭镜片，似乎在强调这一点，“在你们搞垮这个国家之前。”

尴尬的开场白。“你知道，”我说，“从一开始我就反对这场战争……”

“你们把伊拉克烤成了蛋糕，”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