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第3/8 页)

正去在理论上下功夫，而是仍然着眼于非常实际的“工作范式的建立”，仍然走向“以史养文”。于是，相当数量的传统学术大师得到了重新重视，从顾炎武、戴震、章学诚，到章太炎、梁启超、胡适，所以，陈寅恪热的出现是绝不偶然的。

但是，通览一遍陈寅恪的学术著作之后，便会发现文学史研究的最主要病症一不是缺乏材料，二不是缺乏理论，从陈寅恪那里得不到这方面的启发。文学史研究在陈寅恪的映照下暴露出来的最主要的危险隐患是：一无方向，二无问题。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方向，即便是乾嘉之世的朴学时代，毕竟还有一个“为考据而考据”的总体方向。而现今的文学史研究，各自为政，盲无适从，所谓学术热点此起彼伏，跑马圈地，各凭兴致。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清楚，学术与现实的关系不清楚。如果把这些完全归咎于时代的混乱，恐怕过于轻巧。陈寅恪经历的混乱时代不可谓不长，但他的学术方向是十分清晰的，或可用陈寅恪自己的话概括为“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他的学术虽不是简单明了的“经世致用”，但始终对时代风云有所暗寓，对学术走向有所引导。他的文章、著述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而是构成一个和谐的矢量整体。任何时代性因素都不能成为学术研究失去大方向的充分理由。至于问题，更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历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M.BLOCH）对此有一精辟的见解：“一件文字史料就是一个见证人，而且像大多数见证人一样，只有人们开始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因此，“历史学研究若要顺利开展，第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出问题”。陈寅恪游学欧美，虽然更多地受德国历史语文考证学派的影响，但他的考证只是一学术研究的必要手段的途径，“陈氏深知史家须超越考据，更攀登气象滂沛的著述境界”。他用自己的著述真正创造了一种“史学家带着问题去研究的史学”。这也正是陈寅恪的学术生命所在。而现今的文学史研究界，不少人仍围绕着“重新评价”、“打通时代”、“流派研究”等几个已经成果累累的老问题作文章。发现不了新问题，于是便出现两种低层次的研究倾向。一是依靠垄断史料，研究某一比较专门的领域，“庄稼不收年年种”，早晚必成专家。二是借助新奇理论，为旧问题重镀一层金，做空中阁楼式的研究。这两种倾向实际都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盲人摸象。既于世无补，又无益于学术本身。正像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计对大量历史著作所批评的那样：“虽然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