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的通俗的小说(第14/15 页)

文学当作一个严肃的课题来对待，从启蒙民众的角度给予高度重视，既注意把它与“纯文艺”区别开来，更注意把它与“俗文学”区别开来，主张以其娱乐功能为手段，以其教化、认知功能为目的。这实际即是“形式”为“内容”服务。这不禁使我们注意到，这场讨论与发生在国统区、解放区的同类讨论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解决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要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并重。这一讲话决定性地提高了解放区通俗文学的地位。国统区以向林冰和葛一虹为双方代表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最后也归结到大众化的道路上。老舍在《谈通俗文艺》中把“通俗文艺”与“大众文艺”相区别，实际跟陈蝶衣的用意是二致的。茅盾主张大众化要利用旧形式（《大众化与利用旧形式》），艾思奇甚至写出了《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周扬、何其芳等人也大谈“形式”与“内容”，结果，国统区、解放区的通俗文学都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如果把沦陷区的这一情况放进去一并观察，就可看到全国范围内，新文学面临着五四以来又一次巨大的话语变革，这一变革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当然，沦陷区与国统区、解放区所理解的“内容”、“形式”可能各自不同，所以，通俗小说的面貌也大不一致，但仅此一点即可有力说明，沦陷区通俗小说的繁荣是文学自身发展所主要决定的，并不因“沦陷”而失去其自身固有的任何艺术价值。

最后应当注意的是，沦陷区通俗小说的兴盛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与此同时，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界也都对通俗文学青睐有加。国统区的通俗小说先是借抗战小说抬高品位，又转而以讽刺、暴露增加其思想深度，例如张恨水，后来又有无名氏、徐讦的被学界称为后期浪漫派的小说——算是较为精致的通俗文学。解放区的通俗小说则无论在品位上还是影响上都压过了先锋小说，赵树理这样的作家成了小说界的核心人物。另外，与沦陷区一样，国统区和解放区都进行过文艺大众化的讨论，都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得失进行过总结阐发。这似乎又可说明，通俗小说的兴盛是不好仅凭沦陷区这一维去思考的，沦陷区与文学的兴衰并无必然联系。

除了理论上比较深人的探讨外，沦陷区通俗文学与先锋文学、与世界文学都是相沟通的。当时的雅俗之间并不像今天这样存在如此巨大的分野。同一本刊物上，往往是既有先锋文学，也有通俗文学，有时不大分得清彼此。如《春秋》杂志上既有孙了红、胡山源、程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