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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这次聊天给了赫西信心。因为他总是担心，广岛已经成为历史，没有人再关心了。

SCAP的审查需要时间，赫西不能白白等待。

他以上海为基点，游历了长江，为他的长篇小说《一颗鹅卵石》积累了素材；同时，他也取得了美国海军中国部队的认可，能够乘坐美国的坦克登陆舰前往华北地区。

结果，他染上了流感，不得不改乘一艘驱逐舰，回到上海。

这次经历，对赫西而言，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养病期间，善良的船员怕他无聊，给他送来一本小说《圣路易斯雷之桥》。

这本小说写于1927年，讲述了五个秘鲁人，因峡谷上的吊桥断裂而全部遇难的故事。

赫西躺在床上，陷入阅读的狂热之中，慢慢地，他终于找到了讲述广岛的风格！

他将像这本小说一样，不耽于抽象的统计数据，不迷恋煽情的遣词造句，而是冷静、克制，将焦点放在少数几个受害者身上。他决定采用小说的写法来写新闻。

他想到，不能再让读者置身事外了：

「我的希望是，读者能够成为这些人物（那些原子弹的受害者），承受一些痛苦，一些灾难。」

他要给特定的几个人物特写，让读者跟随他们各自的人生路径，一起走，一直走到命运的交叉点——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刻。

后来，这种写法被称为「新新闻主义」，而赫西也因此备受推崇。

似乎正是从上海开始，赫西就坐上了直通成功的好运电梯。他不仅找到了风格，还通过了审查。

1946年5月13日，他终于收到了SCAP新闻办公室的电报，「不反对约翰·赫西作为记者进入」。

好运继续眷顾善良的人。赫西进入广岛后，发现到4月份为止，美国的军事人员已经基本都迁出去了，留下的那些美国宪兵对记者采访谁，没那么多限制。

而且，官方允许他可以在广岛停留14天，而不是短短几个小时。

但14天根本不算多。14天，要找到足够的采访对象；14天，要让受伤的平民对轰炸他们的「敌国记者」敞开心扉，太难了，赫西担心自己做不到。

一到广岛，他就开始拼命工作，也许是因为时间紧迫，也许是因为行动是驱散焦虑的唯一良药。

赫西先找到教会，耶稣会的德国籍神父威廉·克莱因佐格，给了他很大帮助。

神父不仅讲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