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失败的微妙(第1/3 页)

我在生产一篇东西。

我拿不准题目叫“生命失败的微妙”还是“失败生命的微妙”还是“微妙的生命失败”。因为这三个词在汉语中皆为仄声音节，而且均是先平后仄，无论怎样“变构”，永远逃脱不了一种连续的跌落。你能随一连三脚的踏空么。

顾城写道：“这就是生命失败的微妙之处。”他这首诗叫《自然》，他自然地承受那种踏空。

说实话，十年前读顾城时，心里就充满了对他的诽谤。只是那时他在诗男诗女们心中好纯真好美丽，使我投鼠忌器。我从来不攻击朋友的妻子或情人，以示善良。

而今，顾城死了。不说死人的坏话，似乎是东西方唯一的共同道德。于是，善良的人们更有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死亡像一面煞有介事的党旗，庄严地覆盖着经过精心整容，涂抹了大量香料的躯体。我在吊唁的人潮里，寻找安徒生笔下那个多嘴的孩子。

有人说，海子的自杀是悲剧，到了顾城已变成喜剧。

有人说，顾城太自私，他居然杀死了允许他把情人带到家里做爱的妻子。

我教过的学生说，噩耗传来，伤心得“饭到口难往下咽，睡梦里心神不安”。

王安忆则在顾城死前一年就无所用心地说：“南太平洋岛上所有的植物都是那么肥硕巨大，把人类映衬得很小，孩子似的。”（《岛上的顾城》，香港《明报》月刊1993.8）

我不赞同把诗人的自杀一律说成“殉诗”，正像不能把烟鬼跳楼一律说成“殉毒”，不能把妓女上吊一律说成“殉嫖”。请诗人原谅我粗鲁的类比，其实换一种说法也可以，例如鲁迅说战士也性交，但不能因此就奉为性交大师。但完全抹杀诗人自杀的文化意义，抹杀其与诗的必然联系，把它单纯看成一个法律事件，一个社会问题，一个生物现象乃至一个病态案例，那么与前一种态度的天真对比，无疑是一种残忍。这种残忍所表现的看客心理，在我们伟大的祖国，至今仍是绞杀知识分子最有力的千寻铁索。

一个诗人“自绝于人民”了。法医、警官、土豪劣绅，贫下中农，都可以用自己观照世界的方式“给个说法”，每个说法在上帝的办公桌上都是平等的。事实上，我们也正是生存于“说法”之中。而当我们也企图在众声喧哗里加入一份随喜时，那不过是一种说法，一种文人的说法。

顾城未必最好但却“流毒”最广的诗大概要算1980年的那首《一代人》，诗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