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侦探滑稽等小说(第8/11 页)

除了孙了红的东方罗平外，就连程小青笔下的霍桑也有自掌正义之时。霍桑在《白纱巾》案中，没有将误杀奸商的白素珍送交警方，他对助手包朗说：

我们探案，一半在于满足求知的兴趣，一半在于维持公道。所以在正义范围之下，往往不受呆板法律的拘束。有时遇到那些因公义而犯罪的人，我们便自由处置。这是因为在这以物质为重心的社会之中，法治精神既然还不能普遍实施，细弱平民，受冤蒙屈，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故而我们不得不本着良心，权宜行事。

在《案中案》、《虱》中，霍桑也都有类似的处理。这便具备了一些“侠”的性质，“他代表的不是官方准则而是绝对法则”。（29）但霍桑基本上是与警方合作、依法律办案，从警方立场来看，他的存在是对“计划体制”的有力补充。这个文质彬彬的绅士是被按照社会楷模的理想塑造的。他公正、善良、智慧、机警、守法、文明、勤奋、朴素……然而他太“纯净”了，于是可敬却不那么可亲。中国读者需要一种离他们生活更近的、带有侠气的本土侦探。

孙了红虽然在20年代就创造了“侠盗”鲁平的形象，但那时的鲁平，“侠”少而“盗”多。这一点从《燕尾须》和《囤鱼肝油者》的比较中已经可见。侠义精神之于鲁平，到40年代才格外焕发出光彩。

40年代的鲁平，真正实施了“劫富济贫”的原则。在《血纸人》中，他保护杀人者去继承不法豪绅的财产。在《二十二号屋》中，他惩治两个不法奸商。在《紫色游泳衣》中，他本来混进郭府行窃，当得知女主人正受到敲诈时，他将计就计，反从敲诈者手中敲诈了一笔，同时保护了受害者。在《窃齿记》中，他用敲诈杀人者得来的钱财使一个可怜的女孩子“补受一些较高的教育”。他做这些时，眼中毫无“法律”，只有一个绝对的“公平”。在《三十三号屋》中，他致信囤米巨商：“你想吧，屋内有着过剩的米，而屋外却有着过剩的饿殍，你看这是一个何等合理的情形呢？”于是他以巨商之子要挟，逼迫巨商“概助赈米五百石'这样的事霍桑是绝对不做的，霍桑顶多抓到了鲁平再悄悄放了。鲁平只管“合理”而不管“合法”，这便是侠。

孙了红因鲁平这一形象而被称做“反侦探小说家”。其实鲁平并非要反侦探，而是要反“绅士”。他总是跟绅士过不去，一再戏弄、惩罚之外，他还用自己怪异的举动对所谓“绅士风度”进行解构式的嘲讽。他衣饰华丽，却花哨刺眼，与环境格格不入。他拜访绅士也递上名片，却临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