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侦探滑稽等小说(第9/11 页)

笔写上几个潦草不堪的乱字。他用出自己的洋相来出绅士界的洋相，他用赤裸裸的敲诈、绑票来投射绅士们暗中的无恶不作。他不是以绅士派头为本分，而是以之为乐，有一种亵渎的快感。同时，他“劫富济贫”从来不白干，首先要济自己之贫。“一切归一切，生意归生意”（《血纸人》），他居然懂得把个人利益与天下利益统一起来。而这正是符合现代市民阅读趣味的新时代的“英雄”形象。莱奥纳尔多•夏夏在论述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笔下的比利时大侦探波洛时说：

波洛知道自己是一个侦查天才。但是这种自我意识和狂妄骄横在他身上比在福尔摩斯身上使人更能忍受一些，这还要归功于影响到他的外表的嘲讽措辞。（30）

自嘲和反讽意味使侠盗鲁平不那么可敬，然而却可亲。人物与读者的心理距离缩短了，人物对社会的批判便显得格外真切有力。

侦探的侠义化也与世界侦探小说发展动向有关。继正统侦探小说之后，硬汉派侦探小说和托多罗夫所称的“黑色小说”等许多新的模式相继涌现。这些小说经常对社会及法律持批评和嘲讽的观点，侦探本人往往介人案情，“须拿他的健康甚至生命来冒险”。（31）于是侦探本人的性格和命运成为作品魅力之一。他们蔑视常规、自掌正义，经常遭受警方和罪犯的两面夹击，在蒙冤受屈中用超人的勇气战胜邪恶，完成人格的修炼。这样的侦探当然也可视为现代化的侠客。

滑稽小说在沦陷时期也是个自成一家的类型。早期的滑稽小说只求博人一笑，往往恶谑百出，流于浅薄庸俗，不但被新文学所蔑视，在通俗文学家族里亦不受髙看。自林语堂、老舍等人推广幽默，国人乃知幽默与滑稽不同，而滑稽小说作者亦以更高境界要求自己。

抗战时期的滑稽小说，第一个普遍特点是深化了社会意义。他们不再仅仅依靠编织笑料来迎合世俗，而是能从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可笑的因素。徐卓呆的《李阿毛外传》系列，十二则故事中有十则关联着“钱”的问题。李阿毛的种种生财之道，让人读来又好笑又辛酸。例如《请走后门出去》一则，他让两位失业朋友分别在前后门各开一个理发店和一个生发药店，顾客进门后却让他们“请走后门出去”。结果街上的人见到头发蓬乱的人进了理发店，出来便一头光亮，而因秃顶走进生发药店的人，出来个个长出了头发，于是两店生意兴隆。这已经不是一般的逗笑，而是颇有卓别林风格的匠心独运，从作者的艺术夸